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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路文學: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新的發展機遇
2017-08-28 來源:青海作家網 作者:青海作家網


絲路文學: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新的發展機遇

——《民族文學》主編石一寧訪談錄

2017年08月28日07:57 來源:民族文學微信公眾號 石一寧 鐘世華 

 

石一寧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民族文學»主編石一寧認為絲路文學的復興,將給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帶來新的發展機遇。何為“絲路文學”? 中國當代少數民族詩歌的現狀、問題和出路何在? 少數民族文學的批評現狀如何? 存在哪些問題? 為此,鐘世華專訪了«民族文學»主編石一寧,整理此訪談錄,以饗讀者。

鐘世華:一寧老師好,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和我進行訪談。2017年,中國新詩已走過整整100年的歷程,那我們的訪談就先從詩歌開始吧,能否先談談中國當代少數民族詩歌的現狀、問題和出路?

石一寧:我不是詩人,也不是詩歌研究者,因此對這一問題缺乏深入的思考。但作為一個國家級少數民族文學期刊的辦刊人,對這一問題多少有自己的看法。

中國少數民族詩歌是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與中國當代文學的分期相一致,從1949年至今,是中國少數民族詩歌的當代時期。

中國少數民族詩歌在很長的歷史階段中,其主要形態是民間詩歌(包括民歌、民間長詩、民間說唱等),作家詩產生比較晚。少數民族的作家詩有少數是秦漢以后出現的,而大多數是唐代以后產生的。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中國少數民族詩歌進入了當代時期。由于我國實行大力扶持少數民族經濟文化發展的政策,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少數民族文學獲得長足發展。少數民族詩歌從自發到自覺;從以民間詩歌為主到以作家詩為主;產生作家詩的民族從少數到絕大多數;詩歌作品大量涌現。尤其是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近40年來,少數民族詩歌創作更為空前繁榮。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少數民族會員1000多人,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會員2600多人,省級作家協會會員中少數民族會員5000多人,其中小說家和詩人人數最多。以少數民族的人口比例來看,這個陣容是龐大的。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的“魯迅文學獎”和“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對少數民族詩歌創作給予極大的獎掖。尤其是“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至今已進行了十一屆評獎,每屆都評選四至五部獲獎詩集。中國作家協會編輯出版的«新中國成立60周年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和«新時期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集»等大型叢書,都有詩歌卷。除了«民族文學»等少數民族文學期刊,全國各文學期刊的重點作者隊伍中,也有不少少數民族詩人。

總體來看,中國當代少數民族詩歌與當代漢族詩歌的發展是同步的。在語言形式方面,漢文新詩同樣是當代少數民族詩歌的主流。同時,也有許多少數民族詩人以母語創作。鐵衣甫江、韋其麟、柯巖、苗延秀、牛漢、金哲、阿爾泰、曉雪、饒階巴桑、吉狄馬加、胡昭、木斧、庫爾班·阿里、汪成棟、包玉堂等一大批少數民族詩人在中國文壇享有盛譽。如果要指出少數民族詩歌與漢族詩歌的差異性的話,那么在題材與主題方面,歌頌祖國統一、維護民族團結,在少數民族詩歌中表現得更為明顯和集中。如維吾爾族詩人鐵衣甫江、尼米希依提和蒙古族詩人阿爾泰的詩歌。在詩歌的審美意象方面,則呈現著鮮明的民族特色,如彝族詩人吉狄馬加發表于«人民文學»2014年第5期的長詩«我,雪豹……»,詩中擬人化的瀕危動物主人公雪豹,反映了少數民族詩人對生態問題的敏感。又如藏族青年詩人阿頓·華多太發表于«民族文學»2015年第7期的詩歌«北京,北京»:“北京太大,以致我不能確定/站在哪里? 才是北京/這個城市,廣闊如草原/牛羊都帶著滑輪,在奔跑/一個牧人騎著一匹老馬/乘夜色到最近的鄰里/借一瓶酒,都得走十個站點/ 北京確實太大,以致我/懷疑自己,在北京/還是在北京的闌尾里/從天安門到圓明園的路程/在我家鄉,可以把山里的母牛趕回家/等著母親擠奶/ 北京太大,聲音也很大/玻璃窗離公路多么遙遠/我的耳朵還能聽見沙子/在每一個輪子下哀嚎/沙沙沙的哭泣/早已成為手工制造的天籟之音/ 但北京的天空/非常小,猶如一頂牛毛帳篷/它毛茸茸的刺兒/扎我身子。”[1]這首詩中的想象與意象,顯然只能出自草原地區的少數民族詩人。此外,少數民族詩人甘于寂寞,勤奮筆耕,他們創作態度的誠懇,情感的真摯,表達的敦厚,也都彰顯當代少數民族詩歌的獨特優勢。當代少數民族詩歌,當之無愧地是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構成。

當下少數民族詩歌存在何種問題? 答案見仁見智。我的看法是:就漢文新詩而論,少數民族詩歌流派較少,風格較為單一,偏向于抒情,以詩歌形式對生活與人性的深入開掘尚有不足,對詩歌語言探索的深度與廣度也尚未達到理想的境界。

歷史上,中國少數民族詩歌對中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做出了偉大的貢獻。中國的三大史詩均為少數民族詩歌,即藏族英雄史詩«格薩爾»、蒙古族英雄史詩«江格爾»和柯爾克孜族英雄史詩«瑪納斯»。«格薩爾»長達200萬行,不僅是中國,也是世界最長的史詩。蒙古族英雄史詩«江格爾»近20萬行,亦享譽世界。柯爾克孜族英雄史詩«瑪納斯»長達20多萬行,同為世界名著。«格薩爾»和«瑪納斯»作為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于2009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有這份歷史底氣,中國當代少數民族詩歌走向更加輝煌的前景并非沒有可能。少數民族詩歌今后在繼續保持自己的優勢與風格特色的同時,還應多方學習借鑒,在思想的深度、語言的廣度追求上更多著力。對于在本民族母語環境中成長的少數民族詩人來說,漢文詩歌創作比漢族詩人是有難度的,在語言上的探索要比漢族詩人走得更遠,需付出更多的艱辛。但既然是運用同一種語言創作,詩歌的審美評價標準就是沒有例外的。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有著母語背景的少數民族詩人的創作,也有可能給當代漢語注入新的活力、新的元素。因為漢語本來就是一種海納百川的開放的語言體系。當然,少數民族詩歌要達到這樣的境界,既需要創作者的主觀努力,在客觀上亦需假以時日。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文學的羅馬也是如此。

鐘世華:對于少數民族詩歌您其實是有發言權的。無論是在«文藝報»工作,還是現在的«民族文學»,您既是中國當代文學的參與者、見證者,同時又是敘述者。您在一次座談會上談到,多民族文學比少數民族文學的概念更為廣泛。之前學界一直都是用“少數民族文學”這個概念,您覺得“多民族文學”的廣泛性體現在哪里? 這兩者之間有什么聯系和區別呢?

石一寧:之所以說多民族文學比少數民族文學的概念更廣泛,是因為在中國,多民族文學指的是56個民族的文學,也就是中華民族文學,而不是單純指少數民族文學。可能有人會問干脆說中國文學不就行了嗎,制造這么多概念不是繁瑣多余嗎? 但細究起來,中國文學、多民族文學,這兩個概念還是有差異的,這是因為它的側重點是不同的,有的人在使用中國文學這一概念時,對少數民族文學未必予以太多注意。而使用多民族文學這一概念時就不一樣了,語象、語義皆使人不得不關注、不得不容納少數民族文學,這個概念更能體現文學平等與民主,其中沒有大民族主義,也沒有小民族的自卑。在這樣平等與民主的語境中,我們更能理性和公正地談論文學,談論文學多樣性,談論各民族的文學成就和貢獻。

鐘世華:那對于文化同一化和差異化問題,您有何深入的思考?

石一寧:對于這個問題,我曾在《民族文學的活力之源———兼論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現狀»一文中作了相關描述:“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使得文化的演進是雙向的,一是文化的趨同,一是文化的回歸,也就是與文化同一化保持距離的文化差異化、多樣化的選擇。前者比如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廣泛傳播,比如好萊塢大片的東方題材乃至中國題材,如«功夫熊貓»«花木蘭»等,體現的是一種文化趨同的態勢。但全球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又使得這種文化趨同明顯地具有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進行文化滲透和占領的色彩,文化趨同變成西方化、美國化,必然引起各發展中國家的警覺反應。而且文化的千篇一律,并不符合人性的發展需求,最終將傷害人類的精神性和創造激情。因此民族文化的回歸,即保護文化差異,保護文化多樣性,也是一種高度的人類共識,并且已經成為很多國家的文化政策。在文學領域,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從西方開始的、當代文學批評的文化學轉向所極大推動的性別話語、弱勢話語、邊緣話語和身份政治的崛起,可以說前所未有地刷新了世界文學的面貌,重繪了世界文學乃到整個人類文化的地圖。很多作家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身份,開始自覺地探索和表現民族歷史、文化和當代現實生活。很多國家也越來越重視制訂平等的、注意保護少數民族權益的民族和宗教政策,以使各民族和睦共處,國家長治久安。中國少數民族所用語言80多種,方言110多種,次方言和土語多達幾百種。55個少數民族分布在祖國的四面八方,在漫長的歷史歲月和不同的地域環境中形成各自獨特的文化傳統和風俗習慣,形成多姿多彩的民族特色。這是很可寶貴、很可珍視的文化多樣性。而少數民族文學,承載著各民族的文化內涵、底蘊和色彩,既記錄了民族文化的多樣性,也是文化多樣性本身,是中國文學多樣性的重要呈現。我們無法想象沒有少數民族文學的中國文學。正是因為有了少數民族文學,歷史上和今天的中國文學才會這樣色彩斑斕,才會這樣風情萬種。

鐘世華:這也是您為何認為絲路文學的復興,將給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帶來新的發展機遇的重要原因,是嗎?

石一寧: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呈現著文化差異性和多樣性,而絲路文學的復興,實際上意味著文化差異性和多樣性再次引起矚目,中國少數民族的重要性再次得以凸顯。

我曾在«絲路文學:少數民族文學新的發展機遇»一文中談到:“無論是北方絲路還是南方絲路,其地域乃多民族聚居地,絲綢之路與少數民族的經濟和文化生活關系緊密。發展和繁榮絲路文學,給絲路地域的少數民族文學帶來的機遇是不言而喻的。絲路文學固然各地域、各民族的作家都可以創作,然而,最了解、最熟悉和親歷親受絲路地域歷史文化與現實生活的,莫過于身處該地域的少數民族作家,絲路文學創作,應更多地寄望于他們。同時,絲路地域一些少數民族是跨境民族,與絲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開展絲路文學交流,道路最便捷、條件最有利的也是該地域的少數民族作家。如前所述,絲路地域曾經誕生了中國三大史詩«格薩爾»«江格爾»«瑪納斯»,其中«格薩爾»«瑪納斯»已被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江格爾»的申遺也早已啟動。絲路地域還孕育了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倉央嘉措、居素甫·瑪瑪依等文化與文學巨匠。深厚的底蘊,光輝的傳統,使我們有理由相信,絲路文學的勃興,使少數民族文學面臨著一個巨大的發展機遇。

鐘世華:何為“絲路文學”? “絲路文學”有什么鮮明的特征嗎?

石一寧:其實我早在2015年就對絲路文學的定義作了相關的闡述:“絲路文學至少有兩種含義:一是指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文學,二是指題材涉及絲綢之路的文學。目前大多研究者所使用的絲路文學概念,是將這兩種含義都包括在里面的。但問題就來了,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文學,范圍何其廣,題材更是千種萬樣,如何能用‘絲路文學’一統了之? 如果將我國絲路地域的文學和絲路沿線國家的文學都統稱為絲路文學,雖然直截了當、簡單明快,但能否形成相關各方的共識,是否具有可操作性? 而且循著第一種定義,有的研究者將絲綢之路開辟之前的文學,也歸入絲路文學,未免更不能令人信服。這樣看來,絲路文學概念的泛化,將會帶來學術上的不嚴肅、學理上的不嚴謹。我認為將絲路文學定義為‘題材涉及絲綢之路的文學’更為科學。這一定義雖然將目前包羅萬象的絲路文學縮小了,但它的內涵更為充實,外延也更為清晰。發生在絲路沿線地區和國家的非絲路題材的文學,并不因硬性將之歸入絲路文學而更有意義,亦不因合理地將之排除于絲路文學之外而失去價值。絲路文學只是一種文學的分類,并不涉及價值評價和藝術評價。”

絲路是一條開放之路,發展之路,這決定了絲路文學的風格更多的是健朗剛勁、慷慨豪放的,如唐代的邊塞詩。但絲路文學亦無太多必要將自己的光榮寄托于遙遠的古代。絲路文學的輝煌,更在于當代新的創造。“一帶一路”日益成為全球共同參與的宏圖大業,相信越來越多的中外作家也會將絲路作為創作的重要題材。絲路文學的發展及其成就,不妨先假以一段時日。

鐘世華:“一帶一路”的提出,充分彰顯了中華文化自信。您當時提出絲路文學是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新機遇的初衷是不是也想給少數民族作家樹立一種文學自覺和文化自信?

石一寧:少數民族文學在新世紀迎來了新的高潮。尤其是中國作協實施的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工程,以體制機制的力量促進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繁榮。另一方面,不僅«民族文學»等少數民族文學期刊,而且全國各名刊大刊和出版社,也都很重視刊發和出版少數民族作家的作品。少數民族文學老中青作家創作活躍,新人輩出,作品大量涌現,這些都是十分可喜的局面。然而,當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短板也是明顯的,這就是不少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因為經歷、閱歷所限,創作題材狹窄,往往局限于身邊生活瑣事,題材乃至內容撞車甚為常見,原創性嚴重不足。能夠書寫和駕馭重大題材,創作史詩性作品的少數民族作家,還是甚少。而“一帶一路”倡議,既是全球經濟宏圖,又何嘗不是文化的一次回歸和新變? 回歸,是因為“一帶一路”喚起了深遠的歷史記憶和文化記憶,漢唐氣象、大漠雄風,還有浩蕩的航海船隊……貨物貿易、戍邊衛疆、文化交流,絲綢之路的這些歷史內容,該有多么宏富,多么厚重,值得作家去挖掘、鉤沉、打撈,去回味、咀嚼和反思。新變,是因為今天的“一帶一路”規模與意義已遠遠超越古代絲綢之路,“一帶一路”是經濟之路、民生之路,也是交流之路、和平之路;是發展中國之路,也是造福世界之路,是“新型全球化”,是全球發展的“中國方案”。這其中,當有多少文化的新風貌、新內涵、新經驗! 少數民族作家多來自或生活在絲路地域,面對重新喚起的歷史記憶,面對時代帶來的發展機遇,確實需要深切體認,激活情感,開啟想象,以深刻的文學自覺和文化自信迎接令人充滿期待的未來。

鐘世華:您在一篇文章中談到:“然而,在改革開放中剛剛起步的新時期文學的語境,決定了作家們更多側重于民間文化的鮮活經驗和審美方式等層面,未曾達到對文化同一化和差異化問題的深入思考。”但在文中又強調“廣西的民族文學還要再民間化”。這個問題能否展開談談?

石一寧:20世紀80年代中期,新時期文學出現了一股從民間文化傳統尋求活力以及與西方現代主義對話的歷史文化資源的潮流,“尋根文學”的代表人物韓少功在其論文«文學的“根”»中說:“文學有根,文學之根應深植于民族傳統的文化土壤中”,作家應該“在立足現實的同時又對現實世界進行超越,去揭示一些決定民族發展和人類生存的謎。”[4]這兩段話很能概括新時期文學初期語境中的“文學尋根”的目的與特征。80年代中期的中國,全球化的浪潮尚未風起云涌,文化的同一性與差異性尚未形成明顯的沖突,“尋根文學”的作家們更多思考的是民族民間文化的精華與糟粕問題,其對民族生存發展的促進或阻滯問題。而進入21世紀之后,積極加入經濟全球化的中國已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文化發展方面,當下中國面臨的最大課題已不是優與劣的揀擇,而是同與異的憂慮。正如尼采所認為,世界完全誕生于差異之中。福柯、德里達、德勒茲等西方思想家對文化差異也頗多肯定。因此,關注文化差異、保護文化多樣性,日益成為人類共識。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來觀察廣西文學的發展,“再民間化”是一個甚為自然的議題。廣西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域,民族文化的多樣性是一個得天獨厚的優勢,而從文學創作的層面探索、挖掘和保護民族文化多樣性,必然面臨著“再民間化”的課題。對于少數民族作家而言,“民間化”還幾乎是“民族化”的同義詞。民族文化的根基在民間。“再民間化”不是要求作家去寫民間文學,不是再回到民間文學模式,而是在全球化語境中,以新的目光去注視民間文化,以新的思考去審問民間文化,從中獲得文化差異、文化多樣性的新的發現,進而使自己的創作具有新的意涵,呈現新的風貌。

鐘世華:對“尋根文學”的評價,學界始終褒貶不一。從民族文化的角度來看,對于“尋根文學”,您是如何評價的? 您認為文學真正的根是什么?

石一寧:“尋根文學”是新時期文學對民族文化傳統的一次探尋,這種探尋其實在不同的“尋根派”作家那里,目的也是不同的。有的是為了繼承,有的是為了批判。但無論是繼承或批判,都有合理的依據,因為民族文化傳統極為豐富和復雜,呈現正負兩方面的意義。正面的需要闡揚,負面的必須摒棄。“尋根文學”是新時期文學發展的一個必然進程,“尋根文學”思潮及其作品具有積極的意義。文學真正的根是生活,這可能是一句大白話,但仔細分析,它又是很學術性的。生活包括現實生活與歷史生活,現實生活與歷史生活又是各民族人民分別或共同創造的,其中貫穿著民族性。而民族性的創造已經進入了文化的范疇了。

鐘世華:那您覺得在創作中如何堅持現實和歷史兩條腿走路呢?

石一寧:這個問題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從文學生態來說,現實題材和歷史題材創作都很重要,也都很必要,因為生活是廣闊的,讀者的審美需求是多樣的。從作家個人的創作來說,現實與歷史都是必修的功課。無論是創作現實題材還是歷史題材,作家都需要現實生活積累和歷史知識儲備,現實和歷史兩種維度都需要兼顧。讀史使人明智,英國思想家和作家培根的這句名言,即使對現實題材創作者也是十分有益的啟示。歷史包含人類豐富的經驗和深沉的教訓,對現實題材創作同樣可以起到鏡鑒和參考的作用。現實和歷史都是時空結合體,現實是從歷史中走來的,而歷史是現實中的人所理解的歷史。現實題材的作品應有歷史感,歷史題材的作品應有現實感。只有對現實與歷史都有清醒和深刻的認識,一個作家的創作才有可能是成熟的、根基厚實的。

鐘世華:創作和理論是文學的兩翼,您既是作家,也是評論家,能否談談少數民族文學的批評現狀、存在的問題以及您的一些建議?

石一寧:當下少數民族文學批評,應該說比前些年要可喜。中國作協2013年起實施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工程”,包括了對理論評論的扶持。相關一些少數民族文學理論評論專著,這幾年得以順利出版。«文藝報»«民族文學»等報刊加大了刊發少數民族文學理論評論的力度,一些優秀的漢族理論評論家也加入其中。但從當前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態勢來看,理論評論還是顯得較為薄弱。相對于作家,理論評論家的入門門檻較高,而且有理論評論興趣的也不多。而目前加入的一些漢族理論評論家,少數民族文學對他們來說只是一種兼顧的副業,當作主要研究和評論對象的甚少。所以少數民族文學理論評論隊伍人數偏少,甚至青黃不接。另一方面,與當下中國文學批評整體狀況一樣,少數民族文學批評也存在一味地表揚,不敢像魯迅所言的“壞處說壞,好處說好”的問題。此外,整體的批評素質也還有待提高。

加強少數民族文學理論評論建設,我認為要加大力度從體制機制方面進行扶持,要像對創作那樣,以體制機制的力量促進少數民族文學批評的發展和繁榮。相關大專院校包括魯迅文學院要重視培養少數民族文學理論評論人才。相關報刊應增加少數民族文學批評版面和篇幅,稿酬從優。少數民族文學批評家,也要不斷地提高批評素質,使自己的理論評論水平始終與整個中國當代文學批評保持同步。最后,少數民族文學批評家要勇于批評,在文學標準面前,各民族都應一視同仁,不能因為對象是少數民族作品,就不敢批評,或者降低標準和要求。只要是善意的批評,我想批評對象最終都會接受,都會理解這是對自己的創作真正起到提高作用的批評。

鐘世華:一味說好話的確是當下文學的一大弊端。能否談談您的批評觀?

石一寧:批評也是一種話語權。話語權如同現實中的其他權力一樣,需要操持者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地慎重對待,理性運用。文學批評成為阿諛奉承,實質上是話語權的濫用,直接導致了文學批評公信力的喪失。話語權被輕佻運用,其根源有拜金主義,更有站位、學養和勇氣等問題。

批評家首先需要解決自己的站位即價值觀和立場問題。辯證唯物論和人民立場,是當代中國文學對批評家的站位和見識要求,也是批評家面對新世紀的文學創作能夠履行和承擔批評職責的前提。一些世界觀和價值觀有問題的作品被吹捧,首因即為批評家的站位不正確。做一個批評家又是辛苦的,需要深厚淵博的學養。做批評家還有一難,就是要有相當的勇氣。與古代文學、現代文學研究不同的是,當代文學批評家面對的是活生生的人,是有喜怒哀樂的人。栽花令人喜,種刺惹人嫌,這一人性的弱點不斷地考驗著批評家的勇氣。

批評家的勇氣不是剛愎自用,而是來自正義感,來自對批評對象的善意。批評家要講原則,要有底線,是非面前決不能動搖和失守。批評家要堅信在尊重作者精神勞動基礎上的善意的批評,是對作者和文學生態有益的批評。惡意的批評,這是“罵殺”。而“捧殺”,其實也是一種似善而非善的批評,它令創作固步自封裹足不前,以“溫水煮青蛙”的方式殺死“青蛙”。

清代鄭板橋有名句:“隔靴搔癢贊何益,入木三分罵亦精。”我覺得這也是創作與批評關系之真諦。所謂“入木三分”,不是酷評,更不是“罵殺”,而是真切、堅實和深刻,是“壞處說壞,好處說好”。

[參考文獻]

[1] 阿頓·華多太.北京,北京[J].民族文學,2015(7):139G140.

[2] 石一寧.民族文學的活力之源:兼論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現狀[J].文化與傳播,2015(3):7.

[3] 石一寧.絲路文學:少數民族文學新的發展機遇[N].

人民日報(海外版),2015G10G27.

[4] 韓少功.文學的根[J].作家,1985(4):2G6

刊于《廣西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雙月刊)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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