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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占軍:風俗與境界
2014-06-13 來源:青海作家網 作者:青海作家網

風俗與境界 

施占軍

 

這是我第三次來青海了,對青海的印象非常好,剛才大家都在說雪,但是現在看山頂上的雪已經沒有了,已經見不到了,早晨還有那么厚的一層。

我也從雪開始說起吧,我們對事物的認識,往往是先有個想當然的預設,這個預設使我們對文學的表達開始變的順達,習常。大家說雪都是那個樣子,說到飄飄灑灑遍田野等,諸如此類,都是這樣,我們一認識雪,就覺得雪應該落在田野里,落在河流邊,落在山嶺上,落在農舍房頂上,落在草垛上,落在牛馬的身上等,但是我們很少有人去想,大雪不管你是什么地方,即使是城市里面還是照樣落,城市里面的陽臺,我們的車上,如果你忘記收回在外面晾的鞋子,落在你的鞋坑里面,這都是這樣的。所以偉大的詩人,偉大的作家,他不會按照我們習常的認識,就是認為雪只要落下,只會落在田野里,山地里,鄉村里面,他不這樣,里爾克有首詩就說明了他很獨特,“雪花曾經上千次的落向一切大街”。這一句就能看出這個詩人他了不起,我們很多人都在寫詩,比如寫草原,寫河流,寫山川,那么多的人,我們認為這是邊塞詩,用這樣的符號來展示自己地理意義或地域意義上給自己帶來的天賜和審美感受,其實這樣的邊地表達依然是傳奇式的文學審美習慣帶來的。

里爾克曾經有個非常妙的說法,在給青年詩人的小冊子《給青年詩人的十封信》里,他曾經舉了個例子,其中有個附錄叫《論自然》。我們設想一個秋天,一群農夫在那收割莊稼,堆積收獲來的糧食,如玉米等,他說面對這樣的場景有三種可能性,第一種可能性,叫現實主義的可能性,就是我們現在理解一種批判現實主義的可能性,這是我們中國作家最擅長的,如我們農民工進城,還是農村題材,大家都在批判,他筆下的人物幾乎都是受損害,受侮辱的人,他們沒有笑容,沒開心時刻,沒有幸福,整天就是在一種苦悶又憋屈的樣子里面生活,都是一種形態,我們的尺度就是批判。那么他說現實主義的角度視角看堆積糧食的,他要表達的是詛咒,揭露那些讓這些貧困的人,沒有過上好日子的命運,就是憑什么讓他們干活,他們受了多少苦,這是現實主義的可能性。還有一種可能性,相對來說更加可笑,就是浪漫主義的可能性,看見農民在堆積糧食的時候,我們就說,哇!多么美好啊,金色的陽光,金色的糧食,美好的人們,豐收的歌唱,這是浪漫主義的可能性。他說這種是幼稚,最簡單的認識。他說人文,也就是說哲學家、詩人、作家,應該看到的是另外一種可能性,這種可能性是聯系,通過這些事情,他并不是具體到稻子,農民還是地主,他看到的是人與萬物,萬事之間玄妙的聯系,這種玄妙你可以從很多角度可以闡述,實際上文學的高級就高級在了這里,他不是在簡單的批判,或簡單的去唱首歌,說人間多美好,在聯系當中,所謂的三觀,它自現。如批判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后面就有一個自大的我,就是你們都沒有看明白,我看明白了,眾人皆醉我獨醒,我是最牛的,你們全是傻瓜,這是一種認識;浪漫主義的可能性,就是美是和自然美在一起的,在那個景色里面是在照自己的,把自己也打扮的金黃,照出自己的影子;而聯系的可能性,它可能是多棱鏡,可能世界就是另外這個樣子。

德國的有一位當代的哲學家,亞斯波爾斯有一個著名的譬喻:我們從一個窗子上面去看世界,窗戶上面布滿了很多的灰塵,一種文人就會被窗戶上的灰塵所吸引,認為這就是世界,認為世界充滿了污垢,真正的詩人,真正的哲人,他們依然是要透過窗戶望出去,因為在窗戶外面,有遠比灰塵更有生命力,更加廣闊,更加深邃的東西等待你的眼光。而我們的創作基本上都停留在玻璃上的灰塵上,很多人的創作基本都是這樣的,所以我們過去認為這是想當然的設定,這是非常致命的,比如我們寫草原,就會寫藍天白云,駿馬,河流,現在我們流行的草原歌曲唱起來就是侮辱草原,只是廉價的歌頌,用詞非常的生硬,難聽。如騰格爾的聲音非常有特點,但是他沒有一首歌的歌詞是好的,太可惜了,民歌里面就非常具有穿透力。

我老家科爾沁草原上就流行一首歌曲,已經流行了上百年了,這首歌就叫《諾恩吉婭》,寫這首歌的是一個王爺的女兒,結果在王爺聚會的時候,她爸爸把她慷慨地許給了更遙遠的草原部落的另一個王爺的兒子,他要把他女兒要從東部的草原一直送到西部去,過去暗戀諾恩吉婭的那些小伙子們就寫了這首歌曲。這民歌即代表戀她的人,也代表親她的人,它沒有明確的說這是一首情歌,但是歌詞里面沒有那么明確的去寫。歌詞里面寫到,“老哈河水長又長/岸上的駿馬拖著韁,”它沒有要死要活的去想你,如漢族的情歌里面很多直露的,沒有審美意味的東西,岸上的駿馬,我們可以想象是過去諾恩吉婭騎著馬,也可以想象諾恩吉婭的戀人騎著馬,也可以想象她爸爸騎著馬,因為那時候主人已經沒有心思騎馬了,在想那個可愛的女孩/女兒,馬兒只好在河邊,韁繩拖著草地上往前走,“岸上的駿馬拖著韁”然后后面才道出主題,“我們的姑娘諾恩吉婭/出嫁到遙遠的他鄉”。其實就是四句歌詞,但是有十二段。這樣的關于草原的描述里面有人有馬,事實上有河,有草,什么都有,但是它這樣的一種審美表達是我們在創作性的詩歌、歌曲中很少見到的,“岸上的駿馬拖著韁”多有意味,又美又惆悵,里面還有困惑,這樣的一種超越常規的表達,在生活里面就是存在,我們缺少這種超越了想當然的,預設的,順滑的,習常的想象和表達。而超越這些東西的那種東西,在我們的生活,世界中是存在的,作家應該找的是這些東西,而不是人人都在說的這些東西,那你才是作家。

剛才大家也說到現在創作的重復或困惑,大家都在表達一個東西,這些年的閱讀,我一直在想,我們強調經典閱讀,因為讀經典是在找坐標,包括當代的外國文學和中國文學。創作上首先要找到自己的坐標,就是你在寫一個東西的時候,你要清楚這一類的東西,曾經有過沒有,現在的寫作有可能辛辛苦苦寫了一部小說,事實上你的基本的想象,故事,框架都有人寫過了,這是個很奇特的感覺,你根本就沒有抄,你可能不知道,但是人家真的寫過了,現在這種狀況太多了,所以要有閱讀的經緯度,從經典過來,大的方面我們確實需要一種閱讀積累建立起來的新的判斷。

剛才說到的自然和人的關系,“人”最凸現的情況恰恰就是在文藝復興,就是莎士比亞,他有句名言“人是多么偉大的存在!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這個是反中國的,我們中國的道教絕對反對這個東西,莊子的齊物論跟他完全不同,但是那時候西方確實是以他為尺度,稍后西方產生了新人文主義,白壁德他們開始調整,他們從東方學到了人和萬物的其他關系,西方的作家開始重新審視人和生靈的關系。西方做了調整以后,我們在讀莎士比亞的作品時,就不要把他某些名言,斷句,判斷還看成不變的真理,因為我們有了自己的判斷。西方發展到了中期時候,人和動物之間的關系變成了對峙關系,而在對峙的關系中,人和動物的較量。比如《老人與海》、《熱愛生命》,人和狼,人和雪豹,人和魚他們之間對峙關系,我們和動物到底誰強?這種對峙關系事實上還是在歌頌人的偉大。到了近期,近三十、五十年來,發現平視的視角開始納入到人和其他生靈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在中國這種帶有生態意味的地方開始勃興了,開始意味著有很多這樣的寫作了,但是在寫作的過程中又出現了另外一種偏執,這種偏執就是說自然的一切都比人偉大,這也不對。人對自己的認識經歷了好幾個階段,一開始的自大階段,就像莎士比亞他們,人是非常自大的,到了現代主義時期發現人的自憐,人的渺小,人被其他東西把握著而漸漸產生了人的一種自戕。到今天,人應該有一種真正的在聯系中的一種自視,就是人和其他生靈之間有一種對視關系,或平等關系,人對自己的自視不能放棄,不能因為我們有了自然,就要把我們人剃光,那是做夢。人已經把自然禍害成現在這個樣子了,你想逃,怎么可能哪?像逃避責任,歌頌自然,那也是假的,那也是類似里爾克的第二種判斷,那么在這樣尺度下,不管是人和自然的關系,不管我們是觀察大自然,還是觀察日常生活,道理是一樣的。寫自然是這樣的,寫日常生活更是如此,我們有時太天然的帶著一種判斷,過去我們認為鄉村是最好的,城市全是壞的。上世紀初的時候潘漠華他們就是這樣寫小說的,他的小說名稱就叫《鄉心》,我的人是在城市生活的,但是我的心是在鄉村的,“鄉心”模式一直持續到九十年代,持續了將近100年的時間,大家認為農村一切都好,倫理健全,人和人之間體恤,而城市都是冷的,我們后來打破“鄉心”模式,重新審視城市生活和鄉村生活。今天早晨講座的孟老師去年有篇雷霆萬鈞的評論,就是認為鄉村文明在崩潰,50后文學在終結。他曾經花大力氣下判斷,指出現在鄉村狀態根本不是我們想象中的狀態,當然批評家會進行一些策略性的判斷,事實上現在我們對于鄉村最常規的表達,如我們收到的稿子最多的,也是選刊、小說選刊中選的最多的題材,一個是農村生活包含著農民工進城,這種題材是最多的,一個是鄉村的留守兒童,留守老人,再一個就是進城打工,這種題材沒有寫的了嗎?不是的,任何一種題材任何一個故事都有的寫,就看你能不能超出那種想當然的預測,就不走別人都在夸夸其談的東西,不順著那個路走。

我舉兩篇小說的例子,07年左右,有一篇短篇小說《幸福的一天》,是魯迅文學院第一級高級研討班的同學劉玉棟,山東作家,一篇非常短的文章,幾千字,發到一篇不起眼的刊物上《紅豆》,后來入選了那年的小說排行榜。那篇小說在一個在人們都麻亂的,關于農民工進城的這種小說下,它確實跟那些不一樣,他寫了一個進城賣菜的一個農民,他每天早晨要起大早,非常艱難,天沒亮,4、5點就要開始裝菜,每天都被老婆踹一腳下炕,然后不得不開著拖拉機往城里面運菜,他感覺一天特別累,老婆還是把他揪起來跟他一起裝上菜送他走,臨走前問他晚上大概幾點回來給他做飯,結果這個小說寫著寫著就在路上飛起來,怎么飛起來哪?他迷迷糊糊,沒有睡好,在黑乎乎的路上走,往前行進的過程中,看見前面似乎有什么東西,就聽見車“轟”響了一下,人整個都飛起來了,事實上我們過后,才意識到是出了車禍。主人公就覺得自己如同長了翅膀一般,非常輕盈,就飛啊飛,一直飛到了縣城里面,飛到了賣菜的人群里面,到那后開始賣菜,還和別人開玩笑,因為他飛的太快了,賣完菜后剛好遇見早飯時間,他就想,咦!我憑什么要過的這么苦,城市人每天過的是那樣的日子,我今天要過一次城市人的時候,我今天賣菜賣的順利。但是城市人是怎么生活哪?苦思冥想,說早飯去到飯店去吃,去吃自助餐,然后他就找到了一家飯店,坐在那里,坐下后要的油條,要的包子,要的很多很多的吃的,吃了個響飽,覺得城市人生活的不錯,他看到很多關于城市的新聞,新聞中說城市人亂談戀愛,亂找女人的,我是不是也可以去試試哪?想想哪,還是怕老婆回去追究,只是想學一下城市人,有什么了不起,結果他內心中還是一個農民,他認為最能體現城市人方面的不是別的什么地方,而是去什么洗頭房之類地方,進去之后被里面的陣勢嚇壞了,跑了出來,他虛度了一個上午,但里面有很多生動的細節,最后他還是想,不成就回去吧,之后他一使勁,又飛了起來,飛啊飛,飛到他家上空的時候,覺得自己突然沉了,搖搖欲墜,看見他家院子里面人們都在忙活,擺的東西都很奇怪,他就想怎么會這樣,這是在干嘛哪。還有鄉村樂隊等,他再往下看,下面有一口棺材,他突然覺得越來越管不住自己的身體,自己的身體越來越重,最后,掉進棺材里面去了。幸福的一天就這樣結束了。這樣的一篇小說事實上在背后今天這樣的一個時代,農民工內心的文化,心里他所認為的一種幸福感,幸福觀,他是羨慕城里人那樣的一種生活,而他對城里生活的狀況他并不了解,城市人的生活趣味,他根本就沒有進去過,他只不過每天要進城是為了去賣菜,去打探一下城市人生活樣貌而已,07年的時候有這樣一篇小說,大家就覺得很新鮮。

我再舉一個小說的例子,我們這期有一篇小說,寫的是常規題材,但非常新鮮,這個作者就是評過獎的那位,這個小說的名字不便透露,因為還沒有發行,我大概說一下這個小說的故事,他雖然寫的是現在鄉村留守的,空巢的狀況,這種題材的故事太多了,寫老太太的,寫孩子的,再沒有寫的了。不是的,他寫的是當年一個非常漂亮的鄉村少女,她對文明是有向往的,她在讀書,平日里的談吐舉止和村里其他的村婦不太一樣,她那時候就想去城里面工作,城里面一個車床工人愛上了她,回到家以后她就生病,而且是一病不起的病,她生病后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打擊,但是對城市的男孩仍抱有很大的幻想,生病的時候兩個人還是很相愛的,生病的時候那個男孩來看她,來看她的時候她就堅決不讓家人看,男孩進入到病房后,女孩就把被子蒙的嚴嚴實實的,也不讓那個男孩看,后來男孩在家人的勸說下就走了,說她的病是不治之癥,可能是腎病。兩個人自此后愛情就像斷了一樣,事實上那個男孩還是愛著她。這篇小說寫了2次與男孩的相見,第二次見面還是和這個被子有關,第二次男孩來看她時,事實上她非常盼望他來的,但是男孩一見她的時候,那時候的她已經病態突顯,頭發掉落,面部衰老,男孩闖進來的時候,她把被子使勁往頭上一遮,結果露出了她長期臥床,精細的兩條腿,這是小說中的一個細節,但是我們并不留意。

小說第三次寫到被子時,女孩已經死去了,女孩在死之前把自己蓋的嚴嚴實實的,把頭露出來,頭發梳的很漂亮,是那樣死去的。這不是小說所要訴述的主題故事,小說里面我們如果從空巢這個角度來解讀這篇小說,她自從得病后,她爸爸媽媽也相繼去世了,她的兩位哥哥都已成家,有了家室,她沒處住,她最盼望的就是能有自己的一間房子住。后來我們的經濟形勢發展的很快,兩個哥哥陸續到城里面找到了自己的職業,慢慢的將家里交給了她,之后,村里人都去了城里,都把家里鑰匙都給了她。最終,她拿了一大串鑰匙,她可以打開村里的任意一所空房子,她曾經多么的夢寐以求希望有一座自己的房子,而到了這時,她有一大串鑰匙,她愿意住哪就住哪,但是她空空如也,找不到任何一個人陪伴她,它從鑰匙,房子角度來寫空巢。小說按理說主要是寫人,過去我們寫鄉村的荒蕪,潦倒,就把人的因素去除掉了,人通過蓋被子這個小細節,過去她是個如花似玉的,人人都追求的小姑娘,對她垂涎三尺,后來她生病以后,依然還是有人來追求她,甚至沒有德行的夫婦,想把她娶小,她在大病的期間,多次想自殺,后來,她身體慢慢進入了平原期,她開始擔當起了教育自己侄女,侄子的任務,因為她的哥哥們都在外面忙著,忙的家庭都有些分奔,她的嫂子就扛起了所有的農活,導致孩子沒有人教育,她就采取了鄉村式的,但是很有文化涵養的教育,有時候來狠的,比如說其中有個吃雞蛋的細節。后來,這個女孩從家中的一個多余人,一個殘疾人,成為我們的姑姑,多年過后孩子們都長大了,有的甚至成為了模特,去了香港,他們回到這個地方,回到這個地方過年,就是為了陪我們的姑姑過年,每個人從外面帶來了各種各樣的生活樂趣給她,她和那些孩子們產生了一種交往,后來孩子們慢慢長大,她因為年齡也在逐漸變大,身體的病也越來越多,逐漸到了死去的時候,把自己蓋的恭恭敬敬的死去。這種小說它也寫了鄉村的空巢的故事,寫鄉村衰敗的故事,也寫一個人成長的故事,我們從基本的線索來看沒有多少新意可言,但是這樣的寫法,這樣的認識,很多的作家都沒有想到,它肯定存在。

我們想到在邏輯上,在敘事上開始合理,但是我們的作家的來稿,都寫到農民工進城了,就和老板打架,老板不給開工資,然后這些人是如何和老板進行較量,或者到城里去了,把老婆放到家里,老婆在鄉村胡搞,他在城市里面胡搞,竟寫這種故事,或者孩子沒人管了,和老人相依為命,遇到了很多悲催的故事。全是這樣類型的故事,并不是所有情景都不可寫,關鍵是我們要找到真正的,有質感的,屬于那種超越了的,想當然的敘事邏輯,這樣的敘事邏輯只是我們創作的中間階段。那么更高級的階段是什么呢?

我們希望我們的中國文學,能像美國文學,拉丁美洲文學,俄羅斯文學那樣,最后能在文學里面能給我們這個國度,給我們中華民族,能夠形成某種法度,現在我們的文學在這方面的野心太少太少了,當年隨筆作家愛默生,小說作家馬克吐溫,他們聯合給美國確立了美國人的尺度,美國精神,換成我們中國就是所謂的中國夢,美國的自由,平等,博愛是誰確立的?不是總統確立的,是通過愛默生的一系列的演講而形成了美國精神。俄羅斯民族的博大,深邃,是由普希金,托爾斯泰等他們這些文人確立的,而不是哪一個國王,或哪一個革命家確立的,如說到丹麥這個國家,我們就自然的想到安徒生,安徒生使得我們能想到在北歐那樣的一個國度里面產生一個王子的故事那樣一個想象的地方,其實我們中國作家缺少的正是這樣的一種野心。我們當代的作家,或現代的作家中,魯迅基本是民族魂了,但他創作的量太少,就像與托爾斯泰那些文人相比,中國作家需要通過這樣的創作,能夠給這個民族確立某種法度,甚至是某種生活的,價值的,各方面的規定。除了法律,除了政治之外,在人文的角度上,在文學的領地里面,確立一種中國人的原則,確立中國的元素,能夠讓大家想到這個東西就是中國。我們一想起安娜卡列尼娜形象,就想起了一個成長中的俄羅斯的形象,想起一個錯綜復雜的環境中,人懷愛成長,懷著苦難成長那樣一個俄羅斯民族的形象,那里面充滿了游移,游移之下有堅定,我們中國的表達基本都在游移里面,我們一切的表達都在游移里,我們都在游移碎片當中享受著,但是怎么能有巨大的野心能收拾這些東西來端給世界,我覺得這是我們作家用力氣的時候了,我希望青海能有這樣的作家出現,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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